父亲年逾八旬，白发苍苍，他已经在医疗卫生战线上工作了近四十个春秋。四十年了，父亲医治了多少病人，治愈了多少病人，已经无法统计，但是他头上的根根白发，额上的道道皱纹，清楚地记录着这一切。

　　要过年了，“杨三姑娘”—— 一位家住芦泾港供销社附近的年近七十的农村老太太正朝我家走来，她拎着篮子，给我家送来两条年糕和十几个馒头。望着老人迈着矫健的步伐，谁能相信，三十多年前的她，是个病入膏肓、濒临死亡的人呢。

　　三十多年前的一天，父亲去郊区巡回医疗，意外发现了这位特殊的病人。大夏天，她一人坐在床上，帐门低垂，床前放着一只恢缸，不停地咳嗽、咯血。她面容憔悴，骨瘦如柴，家里曾经请了医生看过，说得的是肺结核，服了抗痨药，但是收效甚微，家里除了她丈夫，谁也不敢靠近她。

　　父亲把她收进了医院，随后和其他医生一道对病人进行了详细的检查，检查发现，老人患的不是肺结核，而是支气管扩张，这种病，吃药无效，手术才能根治。父亲把诊断结论告诉了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，有点木讷：“开刀就开刀吧，我听医生的，可是到哪个医院开呢?我谁也不认识啊!”

　　望着老实巴交的一家子，父亲安慰道：“你放心，开刀的事我来安排。”当时南通市结核病防治院处于初建时期，无外科设备，父亲随即给她联系了南通附院，安排好床位，她顺利地进行了手术，而且手术非常成功。老太太的丈夫，这位五十多岁的木工师傅，犹如绝处逢生的人，在老妻出院回家后，他立即上街买了糕点来到我家。他激动的有点语无伦次，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。父亲耐心地听他说完了，然后说：我是医生，看病治病是我的工作，我怎么能随随便便地收你的东西呢。父亲边说边拎起东西，连拉带扯地把那位木匠师傅送走了。

　　到了腊月，杨老太太完全恢复了健康，这天她突然拎着篮子来到我家，篮子里放着两条年糕和十几个馒头。“要过年了，这是我家自己蒸的年糕和馒头，你一定要收下，如果你们这个也不收，就是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们乡下人。”老人家激动得边哭边笑道：“以前我家就像过去的四类分子，地主富农，谁都不敢上门来，现在我的病好了，亲戚朋友又来往了，左右邻居也敢来我家玩了，将来我还能带孙子呢。”

　　望着神采奕奕、容光焕发的老人，父亲也没有料到她的病恢复得这么快，这么好，这和过去相比，真是判若两人啊。

　　作为一名医生，除了有高尚的医德，还得有精湛的医术。

　　对病人尽心尽力，认真检查病因，才能作出准确的诊断和治疗，让病人少受苦，少花钱。

　　望着一叠来自湖南的信，我仿佛听到一位湖南小姑娘的声音，“宋伯伯，当我收到您的来信，眼中的泪水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，同事们看到了这情景，问起了原因，我详细告诉了他们当时所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，远在异地他乡，遇到好人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说我有福气，是幸运者。······是您，当我在死亡边缘挣扎时，帮助了我，是您让我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，重新站了起来。您是宋伯伯，也是我小玉香的‘爸爸’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亲切地对您喊一声‘爸爸’......”。

　　哦，“爸爸”，多么亲切的称呼，这属于儿女们专用的称呼，怎么会出自于一位陌生的湖南小姑娘的口中的呢?请看这封信，“那是一九八三年的冬天，我在读小学五年级，不小心感冒了，由于父母不在身边，没有及时治疗，病情慢慢恶化了，县人民医院诊断不出来，于是转去长沙，同样没有结果，同时医院不断地告诉我的双亲，还是接回家吧，免得人财两空。这时，我家的船要到（江苏）海门去，这一去起码要一个多月，‘让她一人死在家中，不如死在身边’，父母这样想，于是把我接回船上，一星期后到了江苏海门，‘到医院看看，也许有希望治好’，于是住进了海门乡医院，由海门乡医院转入海门县人民医院，接着又转入南通的医院。”

　　湖南南县的这位唐玉香小姑娘，住进了当时的“南通市结核病防治院”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立即给她进行全面、仔细的检查，确诊为儿童型肺结核，合并双肺自发性气胸。病因确诊后，有针对性治疗，小玉香的病情渐渐有了好转，直至最后痊愈。

　　小玉香病愈出院了，但她忘不了在南通的日日夜夜。九二年五月十一日，她给父亲的信说，“打开信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您那熟悉的字迹和熟悉而亲切的语句，仿佛又见到了您，还有周院长、朱护士长，往事历历在目，泪水伴着微笑双流直下。在泪光中，仿佛又看到你......和蔼可亲地和我说话。”

　　小玉香参加工作后，给父亲的信中说“......工作上要以您为榜样，努力工作，努力学习，......最近厂里技术考试，我以全厂职工技术考试总分第二名的成绩，来报答您赐予我的第二次生命，相信您也会为我感到高兴的。”

　　是的，作为医生，还有什么能比得到病人的信任、思念和记挂更值得高兴的呢。

　　尤美兰阿姨是本医院的一位职工，在医院食堂工作。她的婆婆得了老年肺结核，有时还吐血。她们一家住在医院家属区的职工宿舍里。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在家做着作业，突然听到尤阿姨失神地大叫着：“来人啊!快来人啊!”我随即冲了出去，想看个究竟。尤阿姨看到我，立即冲我大喊：“快去喊你爸爸来，奶奶不好了!”

　　我一路狂奔到医生办公室，喊上父亲，父亲一路狂奔到尤阿姨家，见尤阿姨的婆婆，两眼白翻，咬紧牙关，两手紧握，不住地抽搐、抖动，地上已有一滩鲜血和血块。父亲二话没说，立即走上前，双手托起婆婆，用右手使劲扒开婆婆的嘴，左手食指伸进婆婆的嘴里，用力一压，婆婆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大口血快，渐渐地，婆婆苏醒了，呼吸也逐渐趋于平稳。由于病人病情危急，又在家属区，没有合适的抢救器械，父亲不怕脏，不怕传染，徒手抢救病人，由于要快速扒开婆婆的嘴，婆婆已经有些松动的门牙也被扒掉了一颗。

　　傍晚，尤阿姨的老公下班回家，听说了抢救他母亲的这惊险的一幕，感动不已，夫妇俩商量着，拿着一小坛子腌好了的生姜芋送给我家，感谢父亲。那个年月，大家的生活比较一般，尤阿姨家三个孩子在上学，公婆年老体弱，我父母亲坚持不要这坛子生姜芋。大家推来推去坚持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母亲拿来一只碗，倒了一小碗出来，这才罢了。直到我中学毕业，尤阿姨退休回老家，尤婆婆仍然精神抖擞地活着。

　　父亲近四十年的医疗生涯中也发生过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

　　有个叫杨汉宁的病人，大约二十七八岁，长得高大、帅气，他是慢性空洞型肺结核住院的患者，有时还咯血。父亲上夜班时，刚上小学四年级的我一个人不敢呆在家里，就跟着去了医生办公室。父亲去病房巡视了，杨汉宁溜到办公室里来玩，看到我一个人很无聊，就给我讲故事。他常给我讲一些聊斋里的妖魔鬼怪的故事，逗我，吓唬我。他进门一跃坐在办公桌上，我就站在屋子中央，始终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怕他把结核病传给我。尽管他一再声明，他的病不排菌，不传染，但是我不信，因为父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能去病区玩，那里的病都是传染的，我时时记着。

　　他讲的故事既惊险又离奇还很恐怖，我又想听，又害怕听，就叫他搬个凳子坐屋子中央，我退到墙角，有两面墙依靠着，感觉没有这么害怕了，再叫他继续讲。恐怖的故事听得既紧张还累，我不想听了，他就跳新疆舞，讲笑话，是个十足的开心果。

　　就在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父亲刚下班回到宿舍，随手摘下手表放进工作服口袋，准备洗手，病房那边就传来急促的呼救声：“快来人啊，有人吐血了!杨汉宁吐血了!”父亲闻声冲出门外，穿过篮球场那么大一块草地，冲进了病房，值班的医生、护士已在病床边忙碌着抢救杨汉宁，但人手少，忙不过来。

　　杨汉宁的嗓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，直翻着白眼，呼吸浅表，大汗淋漓。父亲一把托起他，让他趴在自己的腿上，命护士道“拿压舌板!”父亲接过压舌板，伸进病人嘴里，病人“哇!哇!”的吐出了许多鲜血和血块。父亲一边轻轻拍着病人的背，一边安慰道：小杨，别害怕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病人呼吸慢慢平稳了，父亲轻轻地把病人放回床上。

　　接下来的一个多月，杨汉宁安静地在床上躺着，慢慢地恢复着。父亲为救他抄近路奔跑，穿过草地时，放在工作服口袋里的一块上海牌手表也掉了，最终没有找到。

　　一个多月后，杨汉宁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住了，起床了，又像往常一样到处跑，他还逢人就说，这下子我全好了，我死不了啦。他完全忘记了医生吩咐的，大咯血后的注意事项，要静养，不能有剧烈活动等等的医嘱。夏天的傍晚，天气闷热，杨汉宁端着半盆水，拿着毛巾，在病房门口的走廊上擦澡。毛巾在背上用力拉伸着，他刚刚恢复的病体，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肺脏，经不起毛巾在背上上下拉搓，他又咯血了，这次咯血，虽经医生全力抢救，但是再也没有抢救过来。

　　第二天，我放学回家，听护士说，他被他大哥用卡车装着接走了，他父母亲早就不在了，家里兄弟姐妹五六个，他最小，哥姐们都忙，他住院期间很少有人来看望他。这么一个外表阳光，生龙活虎，又风趣幽默的大朋友，就这么突然间没了，我为此还难过了好几天。

　　杨汉宁死了，父亲感到十分惋惜。杨汉宁死于自己的无知、鲁莽、不服从医嘱，可是父亲心里总觉得虽然给病人开了医嘱，但是医护人员督促、监护没有完全到位，今后必须引以为戒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，以后这种悲剧再也没有发生过。

　　今年三月初的一天，上海退休老人陈永兴几经辗转找到了已更名为“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”的原“南通市结核病防治院”，委托医院领导转交给父亲一面锦旗，上书，“大爱无边，情深似海，妙手回春，生命不衰”，还有一盒松糕和一盒巧克力，终于了确了“生命终结前的心愿”，完成了迟到了三十八年的“感恩”。

　　陈永兴老人是父亲三十八年前的老病员，当年得了重症肺结核，心肺功能不全，时常咯血，经朋友介绍，从靖江农村来到南通治疗。老陈入院时已处于半昏迷状态，经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全力抢救，终于转危为安，再继续了几个月的巩固治疗，病人基本得到康复，没有复发。病愈后，他顺利顶替了他父亲在上海一家服装厂的工作，而且在上海成家立业，至今生活美满幸福。

　　饮水思源，陈永兴老人始终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，心里一直想着当面感谢他们。今年三月二十六日，年近七旬的老陈专程来到南通六院，见到了早已等候在此的父亲，老陈一下车，一眼望见父亲，直扑过去，两位老人紧紧握手，相拥而泣，此情此景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他们见证了这段相隔了三十八年的医患情深，这是父亲职业生涯的最高境界。

　　父亲注重临床实践，更重视理论总结。他在全国、省、市结核病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，曾担任过江苏省防痨协会一、二届理事，南通分会常务理事，带着论文出席了全国儿童青少年结核病防治讨论会、全国肺结核与肺癌诊断鉴别会、全国抗结核药物副反应研讨会、中华医学会二〇〇〇年中国结核病学术讨论会等全国性的学术会议。

　　父亲严于治学，精益求精，他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。他喜欢集邮，他在医院成立了集邮协会，亲任协会秘书长，办了集邮展览，当年还被医院评为工会积极分子。

　　作为医生，父亲是称职的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结核病的防治工作上，用在了“杨三姑娘”“小玉香”们的身上。作为父亲，作为儿女们的爸爸，他无暇顾及我们姐弟俩，我们的童年是和母亲在如东乡下度过的。

　　母亲当时在靠近黄海边的如东新光乡的一个医疗站工作，她是个全职医生，工作很忙，那个医疗站就两三个医务人员，为了搞好工作，我弟弟出生后不久，母亲就给他找了一个奶妈，弟弟放在奶妈家。弟弟刚满周岁，就被已七十高龄的奶奶接回了老家。

　　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孩子，母亲后来调到了外婆家所在乡卫生院，这样，周末可以把我们姐弟俩接到身边呆上一天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南通通往县区的班车一天只有一、两班，通往乡镇的班车还没有。父亲思儿心切，在一个星期六的傍晚，骑自行车六个小时，来到乡卫生院。

　　父亲到家时，已经深夜，母亲在医院值班，我们娘仨睡在医院值班室里。父亲回来了，母亲去宿舍为父亲弄晚饭，我一觉睡醒，发现身边没有了妈妈，顿时又惊又怕。我连忙摇醒还在熟睡的弟弟：“妈妈不见了，妈妈不见了!”弟弟懵懵懂懂，揉着眼睛 ，还想睡觉，我一边哭，一边笨手笨脚地给弟弟穿衣服，也不知道给弟弟穿好了衣服要带他去哪儿，就在我给弟弟穿鞋子的时候，妈妈和爸爸走了进来。看到妈妈，我嚎啕大哭。“不哭，不哭，你看爸爸回来了。”妈妈一边说一边把弟弟抱回床上。父亲走上前来，望着我们，一句话也没说，就把我们姐弟俩紧紧地搂在怀里......那年我八岁，弟弟四岁。

　　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，童年发生的许多事情，有些已经淡忘，但这些事情，刻骨铭心，永远难忘。如今我和弟弟都已经长大，各自成家立业，一位是卫生战线上的一名后勤兵，一位是一家网络公司的负责人，姐弟俩正直、善良，无不透露出父亲言传身教的巨大影响。

　　父亲年轻的时候，也就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，经常给晚报写文章，报道新生事物，报道新人新事，是晚报的特约通讯员，后来工作忙了，渐渐地搁下了笔。现在父亲退休了，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，他重新又拿起了笔，回忆过去，展望未来，书写着自己新的人生。

宋薛军

二〇一四年八月

　　结束语：我小时候随父母在医院长大，后又在医院工作，亲眼目睹了许多生生死死、悲欢离合、医患纠纷。医护人员工作的艰辛自不必说，其中的酸甜苦辣，只有业中人自己最清楚。每当治愈了一位病患，每当挽救了一条生命，他们内心的喜悦感、自豪感、成就感是任何奖励、任何感谢都替代不了的，所以父母亲从没有后悔选择医生这个职业。以此小文献给父母亲及所有从事医务工作的同仁们!